本文选自王赓武先生的《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即出），注释从略。网转载自微信号“三联学术通讯”。

【文/王赓武，译/黄启江 等】

在18世纪，《续通志》的编者们把不忠的文武官吏分为十类。最坏的那一类只有两人，武将侯益（886-956）和文臣冯道（882-954），都是五代时期（907-959）的人物，都被指责为“懵大伦且不知耻”。

《续通志》是1767-1785年间清廷敕修的，以唐、五代、宋、元各朝人物列传为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的纂修官，正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颇为重视对王朝的忠诚问题，并严词谴责了那些辱没“臣子”这一职业的人。这就难怪他们认为冯道不可饶恕了，因为没有第二个人曾在五个不同的皇室和十个皇帝手下做过宰相。侯益的情形就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他原不过是一介武夫，而且他和冯道不同，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从不假装自己是一名儒生。但在某种意义上，让冯道背负如此多的骂名，并非这些纂修官的责任。他们只是把两位著名的宋代史家欧阳修（1007-1072）和司马光（1019-1089）的评判，推演成为合乎逻辑的结论。欧阳修和司马光二人在11世纪曾以一种新的、激烈的儒家思想作为修史的基础。

欧阳修在重写五代史的时候，特别指出冯道是世道衰微的表征。他在《冯道传》序中表达了礼义廉耻的主张，并且悲叹那时的名儒礼义与廉耻双失。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强化了这种说法，并且认为不论冯道在任内做了多少好事，都等于没做，因为他是无廉耻的苟活。他说“君子（The Superior Man）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仁”。

冯道（882-954）

这些话对一个生前受人尊敬的人来说是相当重的。冯道被同时代许多人视为一个有良知的儒者、一个温和的人，甚至是一个模范的宰相。在他死后几近一百年间，这种声名在某些领域仍然存在，尽管众所周知他并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证明各朝皇帝对他的信任。那些认为他好的人里面有范质（911-964），他是五代第一史家、薛居正（912-981）和另外几个《旧五代史》的修撰官。随后还有吴处厚（活跃于1060-1089年），是欧阳修、司马光同时代的人。但是这宋代两位大史学家的反面之论流行开来，从那时开始，冯道便成了典型的贰臣和有关忠义的笑话中的笑柄。他的名字甚至被用在中文成语中，一似勃莱牧师（The Vicar of Bray）之进入了英文成语。

冯道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不值得同时代人给予的尊敬？他同时代的人又是否真的像现在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崇敬他？还有，他是否应该在中国历史上被“重新评价”，还是说他仅仅是社会、政治和思想价值观念巨变中的受害者？本文准备给这些问题以可能的回答。

西方史家极少关注冯道生活的年代。即使是中国史家，也一向视五代为唐代的延续或宋代的前奏。直到最近更为系统的研究，才开始揭示这一时期作为社会和政治巨变期的意义，为这一通常被描述为无政府状态和混乱时期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当时的情况相当动荡，以至于唐帝国断断续续被分裂成六到八个“王国”，而北方中国则连续出现了五个王朝，其中最长的持续了十六年，最短的不过四年。

北方中国尤其动荡不安。8世纪中叶的安禄山之乱，导致了中央对华北大部分地区失去控制，以及9世纪河北地区（约为今河北省）向独立于帝国其他地区的方向发展。安禄山部将的后裔，包括许多非汉人（如契丹人、奚人、高丽人和回纥人），指挥着三支大军，逐渐主导了地区事务。9世纪30年代，朝廷曾屡次尝试委派节度使都失败了，此后便放弃了对该地区内政的控制。本着姑息政策，朝廷只好听任河北地区的卢龙、成德、魏博三镇跋扈藩帅以纳贡来代替常规的赋税。

冯道是河北人。据他说，他家最初来自成德的冀州，但就我们所知，他的父祖在瀛州居住了很久。瀛州虽然离冀州不远，但最后还是归属到卢龙（治所在幽州，今北京）节度使的管辖之下。瀛州是这个广袤藩镇的边州之一，也是经常被东、西、南各方藩镇力争的地方。9世纪的最后十年，那里的局势尤为动荡。如果冯道早年确实在家乡度过的话，那么可以想象他所成长的环境，使他为五代动荡时代做好充分的准备。卢龙以强悍的军队而臭名昭著，其牙军几乎可以随意废立节度使。

例如，从821年到894年，卢龙共有十九个节度使，其中一人统治了22年，其余十八位节度使则每人平均不到三年。事实上，十九位节度使中，只有四位卒于任上（其中两位在上任一年内去世），一位退休（也不到一年）。其余有六人被杀，八人被逐，大多数情况下是由拥立他们的牙兵赶走的。

节度使更迭如此频繁，如果不是从当地世族那里招募了一些官吏，则治理工作简直无法进行，这些家族为节度使及其属官以及孔目官等可以处理藩镇例行事务的人员提供了有文化的僚佐。这个地方的“文官系统”并不完全独立于长安的中央政府，其高级官员可以获得荣誉头衔，并在任职于藩镇期间拥有低级的台省官头衔。最后，如果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进京有利，他们的官衔和资格会使他们有公平的机会获得正式任命。另一方面，假使他们希望在卢龙镇谋求发展，那就必须培养出高度的韧性。为了在节度使的迅速更迭中自保，明智的官员会避免趋附任何一个节度使，并建立谨慎可靠的名声。与之相反的，国内其他地区的世家子弟，由于没有跋扈藩镇的幕职官作为入仕途径，终究要靠中央政府的恩宠来求取发展。冯道生长在卢龙边地，他很清楚，在卢龙仅参与地方竞争，就可以升任藩府要职。没有证据表明他年轻时曾离开过这个藩镇，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在其他地方有过这样的经验会让他更适合在当地工作。

这时唐帝国已深受割据之害，只要再有一次大规模的叛乱便将摧毁整个帝国，875年开始的王仙芝、黄巢起兵正是这样的叛乱。叛乱席卷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所过之处割据的情势远甚于前。剩下在唐室掌握中的土地也打得不可开交，直到降唐的黄巢部将朱温认为自己已准备就绪来建立一个新的朝代。他等不及粉碎瓜分旧日唐帝国的地方政府，便自立为梁朝的皇帝。割据问题持续存在，在五代时期一直困扰着这个帝国。这五个朝代是：

这些王朝在不为生存而战的时候，便在与9世纪滋长起来的根深蒂固的割据形势作斗争。

冯道在882年，黄巢之乱达到巅峰状态之后，出生于瀛州景城县。他的家族在这时完全有理由感谢摧毁唐朝的割据局面，因为正是割据状态使得河北区域免受黄巢乱军蹂躏，这是除了四川之外唯一免于受害的地区。黄巢乱后，该地区成为华北诸节度使长期争夺霸权的主战场之一。冯道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州治驻军发生哗变，县令在当地招募了千把人就平定了叛乱。这位县令刘仁恭（殁于914年）即后来的卢龙节度使，他是后来给冯道第一个藩镇职务的人的父亲。

冯道的自传说他们家是长乐旧郡（亦称信都，后称冀州，今冀县）世族冯家的后裔。不过，他的直系祖先似乎是安于务农而以儒者自居的士绅。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做过官，冯道似乎以他卑微但一度显赫的家族为荣。刘仁恭一定了解冯家，冯家在他的县里是一个望族，也许正是通过刘仁恭，冯道才得以在藩镇治所任官。

冯道首次在现有史料中出现时，已过了二十五岁，907年之后。他的青年时代充满神秘色彩。他自己对此讳莫如深，只是说早年在混乱中父母离世，所以不记得确切的出生日期。《旧五代史》所载的一篇可能是根据其行状（Account of Conduct）而作的褒美他的传记里说：“道少纯厚，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食，负米奉亲之外，惟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

很难确定这些关于孝子和好学之士的陈词滥调有多少真实性。然而，它们确实与他父亲去世对他的深刻影响相吻合，也与他后来的节俭和坚忍性格相合。尽管我们对冯道的了解大部分似乎来自其本人或他的儿子和朋友，但没有理由怀疑他大体上是一个生活俭朴并且有传统美德的人。

他的少年时代的确多姿多彩。894年他十二岁的时候，藩镇的节度使被赶出了治所，在经过景城县的时候，被东邻的节度使刺杀了。六年后，景城成了打着唐朝旗号的朱温对卢龙新节度使用兵的战场。朱温军队占领了瀛州，冯道可能在朱温治下过了些时日。当时冯道已经十八岁，已经大到足可体认正在发生的军事和政治斗争。

他早年在藩镇治所幽州的经历并不稳定。他的传记称，他曾劝谏幽州年轻鲁莽的节度使刘守光（殁于914年）要谨慎，却因戳到了刘氏痛处而遭囚禁。911年冯道获释后逃到太原，投靠了当时梁朝朱温的主要对手——沙陀酋长，自称“中兴唐室”运动的首领。在那儿，二十九岁的冯道进入老宦官张承业（846-922）的监军院任职，工作了八年。他的工作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做了些什么事也没有记载。他只以文采著闻，由此可能就成了张承业书记官中的一员。那时他已经不年轻了（二十九-三十七岁），也别无长技能够迅速晋升。但是他所学到的东西一定对他非常重要，甚至可解释他后来人生的许多特点。张氏在唐代朝廷里断断续续地服务了四十多年，能够教诲他的助手不少有关朝廷事务、文官在军事组织里的地位，以及一个官僚在如此动荡年代中面临的潜在陷阱。冯道显然从这位成功的宦官那里吸收了许多有用的知识，因为沙陀首领晋王在918年一次战役中失去了他的首席幕僚后，冯道被擢升到这一职位上，位列一名出身显赫的前唐室官员之先。在晋王的其他早期支持者非死即老的时候，作为最有可能继位者的首席幕僚，冯道几乎可以肯定会有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

几乎就在他刚刚上任后，晋王有一次幼稚的暴怒时，他挺身抗争，展现了自己的胆量。值得注意的是，《冯道传》突出描述了他在911年面对刘守光和在919年面对晋王的勇气。此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冯道才跟皇帝意见相左。其诸子及友人必然觉察到了这一点，在他死后仔细地将对这些事件的叙述穿插在其传记中。其实冯道劝谏晋王的时候，他仍然受张承业庇护，一直到922年底张承业去世，他始终受着张氏影响。919年他在晋王面前的所谓勇敢之举，是在他还是张氏门生时做出的，它所反映的并不是一个儒者的仗义执言，而是一位近臣的委婉建议。